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于9月12—15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 Uniting the World Against Thoracic Cancer”为主题，汇聚全球胸部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探肺癌诊疗前沿进展。
编者按：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于9月12—15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 Uniting the World Against Thoracic Cancer”为主题，汇聚全球胸部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探肺癌诊疗前沿进展。
9月14日，在大会“Highlights of the Day”环节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围绕可切除与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I-III期口头报告亮点进行了系统总结。《肿瘤瞭望》特邀陈海泉教授接受专访，就微创外科理念演进、亚实性结节（SSN）管理、新辅助治疗决策、临界可切除III期NSCLC筛选策略及转移性淋巴结病理分级系统（mLN GRADE）等话题分享真知灼见。
《肿瘤瞭望》：您在今日Highlights of the Day环节中，分享了关于可切除与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I-III期）方向的口头报告亮点内容，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下相关亮点内容及临床意义？
陈海泉教授：外科微创理念在过去半个世纪主要聚焦于切口缩小，而当前更大的微创方向已转向“少切肺”。微创胸外科3.0（MIS 3.0）强调最小切口、最小切除与最小全身损伤，最终目标是使患者活得更久、活得更好。今年2026 WCLC大会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的核心议题，正是围绕“哪些患者可以不做肺叶切除”展开，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亚肺叶切除的围手术期优势进一步得到验证
楔形切除对比肺段切除治疗GGO为主cT1a-bN0M0 NSCLC的随机试验（摘要号：OA.08.01）纳入1219例外周型磨玻璃影（GGO）为主、GGO成分≥75%、6–20 mm、cT1a-bN0M0患者，1:1随机接受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结果显示，楔形切除在手术时间（60 min vs 95 min）、术中出血（10 mL vs 20 mL）、胸腔引流（195 mL vs 277.5 mL）和术后住院（3天 vs 4天）方面均优于肺段切除，且无淋巴结或远处转移。
GREAT III期研究——微创肺段切除对比肺叶切除治疗含GGO早期肺癌（摘要号：OA.08.02）纳入1024例含GGO早期肺癌患者，发现肺段切除可改善余肺复张（P=0.008）和术后第1天FEV1（p=0.007），并发症发生率也更低（7.2% vs 10.9%）。
CT引导微波消融对比肺叶切除治疗肺门GGO为主结节的前瞻性多中心非劣效性研究（摘要号：OA.08.03）比较微波消融（MWA）与肺叶切除治疗肺门GGO为主结节（实性成分占比CTR≤0.5），MWA的3年无复发生存期（RFS）为88.4%，肺叶切除为90.0%（P>0.05），但MWA的30天并发症（12% vs 40%）和术后住院（2.5天 vs 7.5天）显著更优；不过该研究未报告病理结果。
此外，一项技术研究采用CT引导钩丝定位联合超声切割行单孔胸腔镜楔形切除，治疗≤2 cm、CTR≤0.25的胸膜下肺门GGO，79例患者100%切缘阴性，随访17.3个月无复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保留肺实质切除相关研究仍存在若干未决问题：部分队列与JCOG0804、JCOG1211等既往研究存在重叠，其研究重点差异及与已报告数据的一致性尚不明确；微波消融对比肺叶切除研究亦未报告病理结果。因此，保留肺实质的切除虽可改善术后恢复，但其肿瘤学非劣效性仍待进一步验证。
气腔播散（STAS）的术前预测正变得可行动
基于CT虚拟PET预测I期肺腺癌STAS的多中心研究（CPT-STAS）（摘要号：OA.08.04）在1066例患者中预测STAS，内部曲线下面积（AUC）0.859，外部AUC 0.773，高评分预测更差RFS。用于肺段切除规划的贝叶斯STAS预测研究（摘要号：OA.08.05）纳入160例切除NSCLC，完整13变量模型AUC 0.848，床旁评分AUC 0.808。
JCOG0802 STAS事后分析显示，STAS阳性率35.5%，STAS阳性患者RFS风险比（HR）2.050、总生存期（OS）HR 2.340（均p<0.001），为独立不良因素；但无论STAS状态如何，肺段切除仍保持非劣效。这提示STAS预测正从术后病理走向术前决策，但其临床落地路径仍需明确。
不可切除III期NSCLC的治疗格局正在分化
当前该领域面临三个开放挑战：肺炎和完成率限制巩固治疗获益；部分患者可能转化为可手术；不适合同步化放疗（cCRT）的患者需要有效替代方案。
GASTO-1098研究——胸腺素α1对局部晚期NSCLC化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完成率和肺炎影响的随机II期试验（摘要号：OA.09.01）显示，胸腺素α1可提高12个月免疫治疗（IO）完成率（54.4% vs 29.8%），降低≥2级肺炎（21.1% vs 38.6%），并改善18个月无进展生存期（PFS）（64.7% vs 51.0%）。
ASTRES研究——阿替利珠单抗治疗局部晚期不可切除III期NSCLC的II期单臂研究（摘要号：OA.09.02）显示，阿替利珠单抗巩固治疗不可切除III期NSCLC，12个月PFS为54.9%，中位OS 38.8个月，客观缓解率（ORR）44.9%。
JS207（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治疗不可切除III期NSCLC的II期研究（摘要号：OA.09.03）显示，手术转化率59.5%，病理完全缓解（pCR）率50%，主要病理缓解（MPR）率77.3%，≥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EAEs）45.2%。
STARLORD研究——立体定向放疗用于不适合cCRT的局部晚期NSCLC（摘要号：OA.09.04）探索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用于不适合cCRT的III期NSCLC，1年局部控制率92.3%，1年OS 90.9%。
这些数据提示，不可切除III期NSCLC正走向“巩固、转化、适应”三种策略并存：部分患者通过免疫或双抗联合化疗转化为可切除，部分患者通过巩固治疗延长生存，不适合cCRT者则需要有效替代方案。
总体而言，今年可切除NSCLC的核心信息是：最小切除在短期安全性和肺功能保留方面具有优势，但肿瘤学非劣效性仍是关键门槛；STAS预测正成为术前可行动指标，但临床应用尚不明确；不可切除III期NSCLC的治疗正在多样化。尽管今年重大突破不多，但方向非常明确——一种手术方式适合所有外科患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必须围绕“少切肺”和个体化治疗持续推进。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研究进展，谈谈您认为东西方在亚实性结节（SSN）管理上的核心理念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临床特征角度看，哪些SSN患者应该接受手术、哪些可以安全随访？
陈海泉教授：肺癌筛查的目的在于降低肺癌死亡率。既往采用X线平片或痰液脱落细胞学检查，均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本世纪以来，美国首先证实低剂量CT（LDCT）可发现更多早期肺癌并降低肺癌死亡率。西方筛查主要集中于高危人群，即55岁以上、重度吸烟者；而亚洲，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筛查开展较早，除高危人群外，传统低危人群也接受了筛查，因此在东亚首先发现非高危人群中早期型肺癌发病率增加。近年来，西方社会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东西方在早期肺癌上并无本质差异——若西方扩大筛查人群，同样会发现更多极早期肺癌。
过去十余年，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提出早期肺癌是一种特殊临床亚型：该阶段局部和远处转移率较低，亚肺叶切除即可治愈；同时它也是肺癌自然进程中的特殊阶段。早期肺癌不会永远停留在早期阶段，只是早期较为惰性，若不予干预，终将发展为致命性肺癌。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治愈窗口期”——在此阶段完成外科手术即可治愈，无需药物治疗。我相信，这一理念在不久的将来会获得全球共识：早期肺癌是特殊亚型、特殊阶段，应抓住治愈窗口期，通过外科手术实现治愈。近年来，内科领域也在拓展治愈理念，过去强调将肺癌变为慢性病，现在则认为药物治疗后也可能实现治愈，这与外科的治愈窗口期理念有所不同，但均体现了对早期干预和精准治疗的重视。
《肿瘤瞭望》：从外科视角看，您认为新辅助治疗为手术决策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当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或显著病理缓解时，现有证据是否支持手术降阶以优化肺功能保留与肿瘤控制的平衡？
陈海泉教授：多项前瞻性研究显示，新辅助、围术期和辅助治疗三种模式均带来了良好结果。但临床医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选择——新辅助、围术期还是辅助治疗？目前尚无明确答案。
我们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个体化。例如， CheckMate-816 研究中pCR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95%，那么哪些患者能够达到pCR、哪些患者能够获得95%的生存？这是今后需要更加具象化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整个人群中进一步勾画、筛选，让治疗更精准，使无效治疗更少，而不是仅停留在统计学意义的群体数据层面。
《肿瘤瞭望》：对于临界可切除或经过诱导治疗后有可能获得切除机会的III期NSCLC患者，您在临床决策时最关注哪些因素？如何筛选可能从手术中获益的患者？
陈海泉教授：“可切”与“不可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尽管美国胸外科协会（AATS）发布了N2共识并定义了可切与不可切，但专家委员会内部仍存在较多分歧，且因人而异。无论如何，这批患者仍需进一步具象化。
今年WCLC大会上相关研究结果显示，50%以上患者在治疗后转化为可切除，但仍有50%不可切——这是否会对这批患者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此外，手术切除后是否一定优于标准同步放化疗或复发后靶向/免疫维持治疗，目前也缺乏随机对照研究证据。这些都是非常开放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个人认为，不能仅凭主观判断，而应有更多数据支持临床选择。
《肿瘤瞭望》：您团队近期在JTO发表的研究首次提出了转移性淋巴结病理分级系统（mLN GRADE），请您结合这项研究成果，分享下您认为这一分级体系相较于传统N分期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在临床实践中，mLN GRADE如何帮助外科医生更精准地识别高复发风险患者，从而指导个体化的辅助治疗决策？
陈海泉教授：这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该研究为大样本回顾性研究，文章投稿后很快被《胸部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JTO）接收。我们发现，淋巴结阳性以及淋巴结内癌细胞的分级对预后均有影响，其中仍有许多工作需进一步细化。虽然我们提出了这一概念，但仍需将其具体化。该分级体系也为淋巴结转移与否、清扫与否的选择提供了今后研究方向。
具体而言，mLN GRADE基于3150例浸润性肺腺癌（LUAD）患者队列，首次提出并验证了整合“病理亚型+转移数量”的转移性淋巴结病理分级系统：GRADE 1为无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3级（实体型、微乳头型或复杂腺体成分≥20%）转移淋巴结；GRADE 2为仅有1个IASLC 3级转移淋巴结；GRADE 3为有2个及以上IASLC 3级转移淋巴结。该分级同时考量淋巴结转移的“数量”与“恶性程度”，优于仅依赖主要亚型或最高级别成分的分型方法。
生存分析显示，GRADE 3组中位RFS仅26.6个月，显著劣于GRADE 1组的57.0个月和GRADE 2组的48.0个月（p<0.001），OS亦呈相同趋势。多变量Cox回归证实，高mLN GRADE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HR=1.929，95%CI 1.302–2.859，p=0.001）。此外，在N1期患者中，EGFR突变率在GRADE 3组显著高于GRADE 2组（76.6% vs 48.8%），提示EGFR突变可能通过影响肿瘤细胞极性、促进“出芽”行为，在形态上表现为更高级别转移灶。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转移性淋巴结是肿瘤进化过程中最具侵袭性亚克隆的“投影”，其病理特征能更直接反映肿瘤转移潜能；将mLN GRADE纳入当前N分期描述，可能有助于更精准识别高复发风险人群，为术后个体化辅助治疗决策提供依据。研究也指出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且该分级方法的可重复性依赖于标准化的淋巴结清扫和病理评估流程，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研究验证。
《肿瘤瞭望》：展望未来，您认为在围术期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不断优化的背景下，未来NSCLC外科治疗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陈海泉教授：随着肺癌筛查的普及，我们对肺癌自然病程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既往临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进展期肺癌，而筛查使大量早期肺癌得以被发现。过去曾认为，对早期肺癌进行干预可能导致过度诊断与过度治疗；现已明确，早期肺癌具有独特的生物学行为，属于特殊临床亚型与特殊疾病阶段。在“治愈窗口期”内选择合适时机进行干预，患者即可获得治愈。既往临床极少谈及治愈，而如今在早期肺癌阶段，通过规范的外科治疗即可实现治愈目标。
展望未来，NSCLC外科治疗的发展方向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其一，持续优化外科手术质量，确保切除的根治性与安全性；其二，基于个体化评估，合理选择术前或术后治疗策略，以实现最佳围术期管理。对于III期至IV期不可切除患者，部分可通过诱导治疗转化为可切除；对于仍无法手术切除者，则应由内科主导，通过优化系统治疗实现慢性病化管理，延长生存并改善生活质量。
专家简介
陈海泉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导。复旦大学胸部肿瘤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胸部肿瘤多学科诊治组首席专家、肺癌防治中心主任，上海胸科医院原院长。
在国际上发现东亚地区女性、年轻、不吸烟人群磨玻璃结节（GGO）肺癌高发的流行病学特点，提出GGO肺癌是肺癌特殊的亚型和肺癌发展过程的特殊阶段；创立了“肺癌微创手术3.0”和“早期肺癌治愈窗口期”的理念和临床诊疗体系；开创“冰冻病理指导亚肺叶切除”和“肺癌手术的选择性纵隔淋巴结清扫”。为早期肺癌个体化外科治疗决策创立了新标准，被誉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国际领导者；明确中下段食管鳞癌的最佳手术方式和淋巴结清扫范围。2008年起先后多次应邀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麻省总院、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MSKCC)、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英国帝国理工皇家Brompton医院、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中心、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中心、日本国家癌症中心、韩国国立大学盆塘医学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泰国中央胸科研究院等做Grand Round Lecture或学术报告。2021年哈佛大学布莱恩医院The Schuster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2024年哈佛大学布莱恩医院 The David J. Sugarbaker lectureship，2026 AATS-ITSOS Alec Patterson Gaint’s lecture。作为领衔主席制定美国胸外科学会2023GGO处理专家共识；作为专家成员制定AATS肺癌外科N2处理专家共识、IASLC/AATS/ESTS最佳淋巴结清扫策略专家共识以及国际肺癌TNM第十版分期。2013-2026年连续14年每年应邀至美国胸外科学会(AATS)做应邀报告，首届（2024）及之后连续3年全球肺癌早筛联盟（AGILE）年会做应邀报告，多次应邀在欧洲胸外科医师协会（ESTS）、欧洲胸心外科学会（EACTS）、世界肺癌大会（WCLC）、亚洲心胸外科学会（ASCVTS）、亚洲心胸外科医师协会（ATCSA）、日本胸部外科学会（JACS）、美国普胸外科俱乐部（GTSC）等做主题报告。2016年担任美国胸外科学会（AATS）96届年会Skill Course的共同主席、美国胸外科学会2016年AATS Focus on Thoracic Surgery CHINA主席，2017年第九届亚洲胸外科俱乐部(ATSC)和韩国胸外科肿瘤协会（KATSO）联席会议副主席。作为通讯或第一作者在Cancer Cell、JCO、 ANN SURG、JTO、NC、CCR、CR、JTCVS、ANN THORAC SURG等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和特邀专家综述300多篇。应邀为JTCVS、JTO、ASO撰写述评或社论19篇。截止至2024年共有33篇论文、42篇次的创新成果被ASCO, ESMO, IASLC、ACCP等19项国际肺癌诊治、分子检测指南引用。2篇论文被国际著名的循证医学数据库UpToDate收入。实现了以临床问题驱动，通过研究改变了临床实践，达到延长病人生存和改善生存质量的目的。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胸外科分会主委；上海市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委。东方胸部肿瘤合作工程（ECTOP）发起人。美国胸外科学会(AATS)会员、会员发展委员会委员（2016-2017年，2021-）、教育委员会委员（2019-2022）、胸外科临床实践标准委员会委员（2020-2023）；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国际理事（2016-2019年）；欧洲胸外科医师协会(ESTS)员；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协会(ASCVTS)理事（2016-2019）。J THORAC CARDIOV SUR编委、J CANCER RES CLIN副主编，JTO CRR 副主编，ASO 专科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