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至15日，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办的2026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在韩国首尔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胸科肿瘤学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研究者、临床医生及患者倡导者，集中呈现肺癌诊疗领域的前沿突破与未来图景。
编者按：2026年9月12日至15日，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办的2026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在韩国首尔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胸科肿瘤学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研究者、临床医生及患者倡导者，集中呈现肺癌诊疗领域的前沿突破与未来图景。
本届大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团队多项研究入选，覆盖肺癌筛查与早诊、EGFR突变一线治疗的真实世界治疗模式与联合策略优化、全口服去化疗方案的临床探索，以及耐药后的分子监测与机制解析等多个方向。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韩宝惠教授及团队成员张波教授、钱芳菲教授接受专访，围绕上述研究进展展开深入交流。
筛查与早诊——风险预测模型的临床落地
《肿瘤瞭望》：您在本届大会上系统梳理了从人群队列到AI赋能筛查项目的风险预测模型。请您结合当前肺癌筛查策略探索进展，谈谈在您看来，当前AI模型从研究走向临床落地最关键的瓶颈是什么？
韩宝惠教授：在今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我们系统介绍了中国早期肺癌筛查基于社区低剂量螺旋CT（LDCT）对照随访的长期结果。整个筛查是一个多学科、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涵盖组织动员、图像分析、术后处理、外科配合及数据长期归纳。我们从2013年开始布局，早期以人工操作为主，2018年后逐步引入人工智能（AI）技术，目前已在三个环节实现分段式应用。
第一，入组信息采集。通过APP进行高危因素筛查，替代传统人工逐一巡查，显著提高了表格填写的准确性和效率。第二，LDCT读片。AI可初步筛查并标记阳性结节（≥5 mm非钙化结节），提供部位、大小、密度等参数，与人工判读结合后，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显著提升。第三，数据管理。AI可对海量筛查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区分需随访、需干预及健康人群，优化筛查间隔。
目前AI应用仍是分段式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流程智能机器人，从筛查筛选、图像分析到数据梳理均实现自动化。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数据安全与归属，医疗隐私保护要求对数据进行有效管控，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相信未来AI在肺癌筛查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提高筛查效率和精准度，助力早诊早治。
《肿瘤瞭望》：本届大会，您的团队主持开展的中国肺癌筛查（CLUS）研究的10年随访结果公布。请您结合该项研究结果，分享一下这项研究在设计之初为何选择纳入非吸烟高危人群？研究中观察到的死亡率获益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之间呈现出一致性，这一发现对当前以烟草为中心的筛查范式有何挑战？
钱芳菲教授：大约8年前，我在WCLC大会上首次报道了CLUS 1.0研究的早期随访数据。如今十年磨一剑，我们公布了CLUS 1.0研究的10年长期随访结果。该研究最终分析纳入6,657名参与者，中位随访时间11.7年，累计观察74,878人年。
在设计之初，我们就发现中国人群与欧美人群的肺癌发病谱存在差异，且近些年中国非吸烟女性肺癌发病率显著上升。因此，在韩宝惠教授带领下，我们将非吸烟高危因素纳入高危人群筛选标准。
通过10年长期随访，研究证实通过三轮隔年LDCT筛查能够显著降低肺癌死亡风险。筛查组肺癌死亡率为27.81/1000人年，对照组为62.27/100,000人年；调整基线年龄和性别后，筛查组肺癌死亡风险降低56%（sHR 0.44；95% CI 0.21-0.90；P=0.026）。两组非肺癌原因死亡比例均衡（RR 1.015；95% CI 0.857-1.202），排除了竞争风险偏倚。
同时，筛查组早期肺癌诊断率达到86.6%，对照组仅为45.4%，通过分期前移使患者获得更多获益。在高危从不吸烟者中，LDCT筛查与肺癌特异性死亡率降低59.9%相关（sHR 0.40；95% CI 0.14-1.15），尽管p值未达统计学显著性（p=0.090），但交互作用检验（P_interaction=0.760）表明筛查的保护效应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之间具有可比性。
《肿瘤瞭望》：您如何看待CLUS研究结果对不吸烟人群筛查策略优化的启示？在临床实践中，应如何识别传统筛查标准之外的高危个体？
韩宝惠教授：CLUS研究始于2013年，由多家医院及临床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制定标准。我们参考了美国NLST（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研究，但其将重度吸烟作为必选项，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近10年女性肺腺癌发病率直线上升，若仅以吸烟为主要筛选条件，将漏掉大量非吸烟人群，导致假阴性。
因此，我们将年龄作为主要筛选依据，将起始年龄提早至45岁。中国流行病学数据显示，45岁后肺癌发病率开始抬头，50岁已有一定高度，高峰在60~65岁。同时，我们并未忽略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影响，而是将主动重度吸烟、被动吸烟达到一定量的人群与其他非吸烟高危因素共同组成高危人群，即年龄加一项高危因素即可作为筛查对象。最终确诊肺癌比例为1.5%，在国际筛查研究中属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兼顾吸烟与非吸烟因素的筛选策略并未降低筛查效率，反而提高了效率。这体现了中国研究的特色。
钱芳菲教授：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超过90%的患者不符合当时NLST标准，但筛查出的肺癌比例仍达约2%，与国际研究持平，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些人群中进行筛查确实有效。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分享下您如何看待筛查发现肺结节后，“积极干预”与“避免过度诊疗”之间的平衡关系？
张波教授：关于肺结节筛查后的处理，国际同道非常关注如何避免过度治疗。早在2013年第一轮筛查时，我们就引入了多学科团队（MDT）讨论机制，包括呼吸内科、影像科和外科医生。经过MDT讨论，认为结节极可能为恶性且具有手术指征后，才让患者接受手术干预。通过多学科把关，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手术及后续风险。
EGFR突变一线治疗——真实世界与临床研究的对话
《肿瘤瞭望》：您在本届大会上公布FOREFRONT研究展示了真实世界中一线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多样化治疗模式。请您结合这项研究进展，分享下这种真实世界中的“灵活序贯”策略相较于FLAURA2的固定方案，有何临床优势？哪些患者可采用固定方案，哪些患者需个体化调整？
韩宝惠教授：在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治疗领域，治疗策略已从单药逐步演进至以三代EGFR-TKI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当前，联合治疗是追求更优疗效的主要策略，单药治疗仍作为可选项保留。但肺癌本质上是一种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年龄超过70岁或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真实世界中需采用个体化联合治疗策略，在提高治疗强度的同时兼顾毒性管理。
FOREFRONT研究是EGFR突变晚期NSCLC一线奥希替尼联合化疗领域规模最大的前瞻性真实世界研究，从54个中心入组532例中国患者，中位随访9.1个月。研究揭示了真实世界中多样化的治疗模式：34.4%患者同时开始奥希替尼和化疗，40.4%先接受奥希替尼再联合化疗（中位间隔7.0天），25.2%先接受化疗再联合奥希替尼（中位间隔10.0天）。治疗方案上，80.6%患者接受诱导治疗，其中92.5%为顺铂/卡铂联合培美曲塞；19.4%患者仅接受单药化疗。安全性方面，最常见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贫血（51.1%）和白细胞减少（49.7%），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
FOREFRONT研究展示了一种灵活、可变、根据患者个体化情况进行微调的联合治疗模式：既包含单药也包含联合方案，既包含完整FLAURA2模式，也包含改良后提早减量的临床尝试。对于体质允许、追求更优疗效的患者，固定联合方案是首选；对于高龄、合并症多、复杂突变或肿瘤负荷特别强的患者，可在联合治疗基础上及时减量或降阶为单药维持，以平衡疗效与安全性。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分享下对于不能耐受化疗或预后较差的患者，去化疗方案的选择有哪些考量？面对EGFR突变NSCLC一线治疗多种策略（三代TKI单药、TKI联合化疗、双抗联合TKI）并存的格局，应如何为患者个体化选择？
张波教授：“去化疗方案”在学术界已探索多年，一定程度上已在临床实践中实现。晚期肺癌基于驱动基因突变状态可分为两大类：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一线靶向治疗已实现去化疗；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中，PD-L1≥50%可基于KEYNOTE-024研究使用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也实现了去化疗。但PD-L1表达1%~49%或无表达（<1%）的患者，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仍是重要策略。对于高龄、PS评分差、不适合含铂双药化疗的患者，可采用单药化疗，或基于IPSOS研究使用阿替利珠单抗单药。化疗作为细胞毒药物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新型治疗手段的涌现，其地位正逐渐被边缘化。
对于EGFR突变患者，当前主流治疗策略以三代EGFR-TKI为基础，联合治疗策略也已纳入指南推荐。三代EGFR-TKI联合埃万妥单抗有适应症获批，但国内普及性有限。联合治疗的选择需综合考虑疾病负荷、转移状态等因素。FOREFRONT研究观察了真实世界中单药与联合治疗的比例。基线肿瘤负荷大或合并PD-L1高表达的患者，免疫单药效果往往不佳，可能需要联合治疗，同时兼顾给药方便性和安全性。目前团队正在开展双队列临床研究，聚焦肿瘤负荷大或合并PD-L1高表达人群，给予口服伏美替尼联合口服长春瑞滨，探索便捷性、安全性和疗效的平衡。
《肿瘤瞭望》：在EGFR突变NSCLC的联合治疗时代，TKI联合化疗或双抗联合方案的毒性谱与单药明显不同。请您结合临床实践，分享一下联合治疗中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良反应？
钱芳菲教授：对于EGFR突变阳性患者，目前有众多联合治疗方案，包括化疗联合及双抗联合。不同药物的毒性谱有所区别。联合化疗虽带来生存获益，但骨髓抑制3级以上发生率明显提升。临床使用中需进行骨髓毒性风险分层，对老年、PS评分不佳或合并症多的患者重点监测。同时，患者宣教非常重要，提前告知可能出现的毒副反应及处理方法，可有效预防。双抗类药物常见皮疹和输液反应，需重点监测，必要时进行预处理（如使用激素）。全程管理至关重要。联合治疗虽带来明显生存获益，但也带来较大毒性风险，早期识别和风险分层十分关键。
全口服去化疗方案——M1c2或PD-L1高表达患者的治疗新选择
《肿瘤瞭望》：您团队开展的口服长春瑞滨联合伏美替尼双队列研究，专门针对M1c2疾病或PD-L1高表达这类预后较差的患者。请您分享一下这项研究的设计初衷及主要研究结果？您认为这一全口服方案在这类难治人群中的前景如何？
韩宝惠教授：晚期肺癌基于驱动基因状态分为驱动基因阳性和阴性两大类。在驱动基因阳性领域，EGFR信号通路是最早被发现的可靶向通路，20多年前诞生了第一代EGFR-TKI吉非替尼。此后，从一代到三代，从单药到联合，三代EGFR-TKI已成为主流治疗策略。然而，三代单药并非万能。近年来，众多联合治疗策略进入临床，包括FLAURA2、阿美替尼联合化疗及MARIPOSA研究等，均取得阳性结果，创造了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的新纪录，表明联合治疗策略具有临床获益优势。
但联合治疗存在一个关键局限：毒性叠加。无论是双抗还是化疗，部分患者难以耐受。因此，需要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寻求平衡，筛选出既有效、毒性又适中的治疗策略。我们发现，肿瘤负荷较大或合并TP53突变的患者，单药治疗效果往往较差。基于此，我们设计了口服化疗药长春瑞滨联合三代EGFR-TKI伏美替尼的全口服方案，针对M1c2等肿瘤负荷较大的难治类型。
该研究为开放标签、非随机、双队列设计（ChiCTR2500111096），队列1纳入M1c2疾病患者，队列2纳入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25%患者。安全性导入期6例患者接受口服长春瑞滨（60 mg/m2，第1天和第8天）联合伏美替尼（80 mg，每日一次）治疗。结果显示，安全性导入期无患者发生剂量限制性毒性（DLT），3例（50.0%）达到部分缓解，3例（50.0%）最佳缓解为疾病稳定，客观缓解率（ORR）为50.0%（95% CI 11.8-88.2），疾病控制率（DCR）为100.0%（95% CI 54.1-100.0）。83.3%（5/6）患者报告任何级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最常见为腹泻（66.7%）、白细胞计数降低（50.0%）、贫血（50.0%）和心电图QT间期延长（50.0%），无≥3级TRAE或治疗相关死亡事件。
该方案治疗强度相对弱于双药联合，但初步疗效不亚于双药联合，同时有效避免了毒副反应的叠加，为长期治疗提供了保障。
《肿瘤瞭望》：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全口服去化疗方案在患者依从性和长期管理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
钱芳菲教授：双口服联合方案具有三方面优势。第一，便捷性显著提升，患者无需频繁往返医院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第二，毒副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尤其是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相比静脉联合化疗方案具有更好的耐受性。第三，医疗成本相应降低，患者因无需定期输液而减少了交通和时间成本。这些优势共同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为长期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耐药后的动态监测——ctDNA能否指导临床决策？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本次大会您报告的II期研究中达可替尼治疗罕见EGFR突变患者的ctDNA动态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研究进展，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ctDNA变化与疗效之间的关联？以及ctDNA动态监测在临床实践中参与治疗决策的价值？
张波教授：今年WCLC我们报道了达可替尼治疗EGFR非经典突变NSCLC的单臂II期研究，共入组30例患者（中位年龄66岁；86.7%为转移性疾病），主要评估疗效和安全性，同时引入基于外周血的循环肿瘤DNA（ctDNA）动态监测。疗效方面，ORR为80.0%（95% CI 61.4-92.3），DCR为100.0%（95% CI 88.4-100.0），中位PFS14.3个月（95% CI 10.8-20.9），中位OS44.2个月（95% CI 30.6-NE），≥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40.0%。
ctDNA动态监测的目的主要包含如下三方面：
第一，比较ctDNA与组织检测的敏感性。基线总体敏感性为64.3%，其中复合突变75.0%（9/12），单发18G719X突变33.3%（2/6），单发21L861Q突变66.7%（6/9），表明ctDNA可检测到部分携带非经典突变的患者。
第二，评估ctDNA动态变化对疗效的预测价值。我们在基线、首次疗效评估和疾病进展时采集外周血，发现首次评估时ctDNA是否清零是明确的预后指标：持续阳性患者ORR仅50.0%（3/6），中位缓解深度-15.7%，中位PFS仅5.0个月；而清零患者ORR达88.2%（15/17），中位缓解深度-56.9%，中位PFS达18.9个月（HR=0.12，95% CI 0.03-0.45，P<0.01），两组差异显著。
第三，结合进展时组织及外周血分析耐药机制。非经典突变耐药数据有限，我们发现其耐药谱与经典突变类似：12例可评估患者中，4例（33.3%）检测到继发性T790M突变，2例（16.7%）原始突变丢失，MET扩增和HER2突变各1例，其余4例未发现相关耐药机制，未观察到小细胞肺癌（SCLC）转化。
上述结果表明，基于ctDNA监测可发现部分非经典突变患者，并对疗效预测具有应用价值。
2026 WCLC最值得关注的进展
《肿瘤瞭望》：本届WCLC从筛查早诊到晚期耐药，从NSCLC到SCLC，公布了诸多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最后，请两位教授分别分享下本届大会上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进展是什么？展望未来，您认为在肺癌精准治疗领域，最值得期待的突破方向是什么？
韩宝惠教授：今年WCLC上，中国学者有19位入选口头报告专场、49位入选迷你口头报告专场，讲者人数总计超过90位，中国声音引人注目。从整体学术布局来看，本届大会最值得关注的进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SCLC领域迎来重大突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洁教授分别报告了B7-H3抗体偶联药物（ADC）对比托泊替康二线治疗SCLC的研究，均取得PFS和OS阳性结果。两项研究相互验证，证实靶向B7-H3 ADC疗效优于标准二线化疗。2025年T细胞衔接器（TCE）塔拉妥单抗也取得阳性结果。由此可见，SCLC后线治疗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
第二，备受期待的ADAURA研究8年随访数据公布，将改变靶向治疗领域对早期NSCLC术后辅助治疗的认知；埃万妥单抗联合兰泽替尼的长期OS数据也成为联合治疗标杆，超越联合化疗。未来埃万妥单抗从静脉转为皮下注射，毒副反应明显降低，血栓发生率降至与联合化疗相似，疗效略有提高，为临床应用奠定更好基础，但其临床广泛应用仍有赖于药物可及性与经济性的进一步改善。
此外，一大批优秀中青年肺癌学者在本届大会上涌现，展现了中国肺癌领域下一代的竞争力和创新性，为中国肺癌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张波教授：我比较期待的研究包括，第一，全体大会公布了两款靶向B7-H3 ADC在SCLC二线对比拓扑替康的数据，均取得OS阳性结果，对于难治性疾病非常不易，二线治疗有望迎来破冰；第二，依沃西单抗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1%患者中的头对头研究OS结果；第三，围手术期治疗阶段，ADAURA研究将公布8年长期随访数据。靶向治疗时代，5年不复发可能并不意味着治愈，8年甚至10年数据更具吸引力。
钱芳菲教授：我参加了肺癌多场筛查专场，收获很多。中国肺癌筛查研究从遵循欧美指南，到逐渐摸索出适合中国人群的筛查人群和频率。国际上越来越关注非吸烟人群筛查及个体化筛查间隔。同时，许多临床研究关注AI辅助智能、影像组学和液体活检等整合，指导后续筛查工作。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研究通过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答案。
韩宝惠 教授
上海市胸科医院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呼吸内科名誉主任
中华肺癌学院执行院长
CSCO肿瘤血管靶向专委会前任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诊疗专委会副主委
国家药监局（CFDA）审评专家
上海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第八届）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靶分子专委会主委
上海市医师学会呼吸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特贴专家 上海市领军人才、优秀学科带头人
擅长肺癌诊断及多学科治疗，肺癌生物免疫靶向治疗及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获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第八届中国呼吸医师奖获得者；第四届中国健康产业创新一等奖，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多次获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三等奖。发表肺癌领域文章300余篇，牵头中华医学会《肺癌诊疗指南》主编《肿瘤生物免疫靶向治疗》《超声支气管镜技术》专著、主译《抗肿瘤新生血管治疗》，参编专著10余部，全球2%顶尖科学家
张波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内科学博士，上海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
BMC Medicine (IF：8.3)杂志Editor；
《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4-2026版)》学术秘书；
CSCO血管靶向专委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循证医学专委会青委；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 Communications、Cancer等杂志发表SCI收录论文20余篇；在《JAMA Oncology》发表comment、viewpoint等文章3篇；
获得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雏鹰计划”等资助；参与科技部重大专项一项；
创建公众号《肿瘤论坛》
钱芳菲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医学博士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呼吸内科专业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会员、世界肺癌大会会员
长期从事胸部肿瘤诊断和治疗工作，并参与多项临床研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口头或壁报交流
曾获CSCO第九届35under35优秀青年肿瘤医生称号
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工交叉项目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