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APPLE（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会议）时隔四年重回上海。从2010年中日韩学者的小范围学术沙龙，到如今汇聚亚太乃至全球顶尖力量的国际化舞台，APPLE的成长轨迹恰是亚太肝癌诊疗水平跃升的生动注脚。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原发性肝癌诊断与治疗的创新突破”，汇聚美、欧、日、韩、新加坡等多国权威专家，围绕靶免联合、转化治疗、多学科团队（MDT）协作、区域差异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编者按：2026年7月，APPLE（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会议）时隔四年重回上海。从2010年中日韩学者的小范围学术沙龙，到如今汇聚亚太乃至全球顶尖力量的国际化舞台，APPLE的成长轨迹恰是亚太肝癌诊疗水平跃升的生动注脚。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原发性肝癌诊断与治疗的创新突破”，汇聚美、欧、日、韩、新加坡等多国权威专家，围绕靶免联合、转化治疗、多学科团队（MDT）协作、区域差异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值此之际，《肿瘤瞭望》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俭院士、日本近畿大学Masatoshi Kudo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连新教授、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张丹图教授等中外专家，从区域协作、临床研究到实践转化，多维度呈现亚太肝癌诊疗的最新思考与前沿探索。
搭建肝癌学术共同体
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亚太经验”
《肿瘤瞭望》：祝贺APPLE大会顺利召开，我们看到其已经从几个国家的区域性交流，发展成为汇聚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肝癌峰会，影响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您如何看待这种跨越国界与地区的学术交流的影响和价值？
樊嘉 院士：全球约80%的肝癌相关死亡发生在亚太地区，因此该区域的肝癌防控工作对全球健康水平提升至关重要。从最初的中国、韩国、日本少数几个国家的区域性学术交流，升级为涵盖泛亚太地区的国际性肝癌峰会，这种跨越国界与地区的学术交流，实质上是将分散的区域智慧凝聚为协同的防控合力。其影响与价值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概括：
第一，推动信息共享与共识形成。泛亚太平台打破了单一国家和地区在病种特征和临床资源上的局限，为互补研究提供了宝贵土壤。通过开放交流，在筛查、分期评估、诊疗规范上更快形成区域共识，避免低水平重复，为全球肝癌防治贡献更具代表性的循证依据。
第二，促进中国肝癌学者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在多次参与和承办会议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步从学习者成长为核心参与者、领导者。跨地区互动既使我们能及时接轨国际前沿，也使“转化治疗”“靶免联合”等中国方案在更广泛的真实世界场景中得到推广和验证。这种双向互动，是中国肝癌诊疗实现质变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第三，搭建产学研一体化与全球健康治理的纽带。峰会影响力的跃升，意味着平台已成为重大协作研究的孵化器。从《柳叶刀》首次由中国和日本学者共同牵头制定全球肝癌防治报告，到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常态化，跨国合作正将“中国方案”打磨为“亚太方案”乃至“全球方案”。这不仅体现了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的责任担当，也契合了“促进交流、推动诊疗进步”的宗旨。
展望未来，泛亚太学术共同体使我们能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技术变革，在跨国协作中持续为全球肝癌患者争取更长久的生存获益。这也是几代肝癌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肿瘤瞭望》：您作为APPLE联盟主席，能否回顾一下APPLE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学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作为本届大会主席，能否请您对本次参会的同道送上您的寄语？
周俭 院士：APPLE联盟依托历届年会，围绕肝癌领域核心议题持续研讨磋商，相继发布关于中晚期肝癌手术切除、中期肝癌治疗范式转变等里程碑式共识声明，有力推动了亚太地区肝癌诊疗理念的进步与临床实践的规范化，也持续提升了APPLE在全球肝癌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十余年来，中国肝癌学者的成长与APPLE发展高度契合。依托我国庞大患者基数和日益完善的临床研究体系，我们在肝癌早筛早诊、生物标志物研究、精准肝切除、转化治疗及系统治疗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产生广泛国际影响。“中国数据”与“中国经验”已成为APPLE年会研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指南修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亚太视角。中国学者已从早期的“跟跑者”和“学习者”，蜕变为如今部分领域的“领跑者”和“推动者”，为提升亚太乃至全球肝癌诊疗水平作出了应有贡献。
时隔四年，APPLE再次回到上海举办，为国内同道近距离领略国际学术前沿带来便利。本届会议邀请美、欧、日、韩、新加坡等国权威专家作专题报告，内容覆盖肝癌现状、精准治疗、人工智能、转化医学等热点领域。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原发性肝癌诊断与治疗的创新突破”，核心议题包括：肝癌精准治疗与全病程管理；系统与局部联合治疗在中晚期肝癌中的探索；外科转化治疗的最新进展；人工智能在肝癌筛查及诊疗中的落地应用；以及胆道恶性肿瘤的诊治进展。
最后，与各位同道共勉：肝癌防治关乎人类健康福祉，攻克肝癌任重道远。愿大家在APPLE 2026这一国际舞台上畅所欲言、博采众长、凝聚共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实践，让患者真正获益，共同推动亚太乃至全球肝癌诊疗水平迈向新的高度。
深研肝癌靶免治疗
中外视角下的研究数据和实践经验
《肿瘤瞭望》：此次在APPLE 2026肝癌峰会中，您重点分享了哪些学术内容？请您结合中日肝癌诊疗热点与经验，分享各自区域特色诊疗理念？
Masatoshi Kudo 教授：本次APPLE 2026大会上，我重点分享了LEAP-012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及区域差异背后的思考。LEAP-012是一项全球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联合TACE与单纯TACE在中晚期肝癌中的疗效，主要终点为PFS和OS。首次中期分析发表于《柳叶刀》，全球ITT人群中PFS风险比为0.66，OS风险比为0.80[1]。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LEAP-012中国亚组在首次中期分析中表现出显著更优的获益：PFS风险比约0.53，OS风险比约0.56[2]，与全球ITT人群形成鲜明反差。基线特征方面，除HBV相关肝癌在中国更为常见外，肝功能、肿瘤负荷等指标均具有可比性。但全球ITT对照组中位PFS约10个月，中国单纯TACE对照组中位PFS仅约5个月，而三联治疗组在中国人群中的PFS优于全球人群。这一现象可谓独具“中国特色”。
造成差异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其一，TACE操作异质性。滕皋军教授在《Liver Cancer》发表的论文[3]显示，中国部分中心因患者量大，常在同一时段为20至30名患者集中操作TACE，单例手术仅约30分钟，难以实施精准TACE，而非选择性TACE的PFS和OS均显著劣于精准TACE。其二，HBV相关肝癌对免疫治疗更为敏感，多项研究已证实这一点。因此，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HBV相关肝癌中优势更为突出，即使中国人群中非选择性TACE占比较高，三联方案仍能弥补其不足，在中国亚组中取得优于全球的结果。
关于EMERALD-3研究[4]，该研究在2026年ASCO年会上公布结果，设计上与LEAP-012相似，均在首次TACE前给予仑伐替尼联合免疫治疗。该研究达到延长中位PFS的主要终点，风险比为0.7；OS虽未成熟，风险比为0.83。预设探索性分析显示，前175例中三联方案较TACE有名义上显著的OS获益。日本亚组表现尤为突出，PFS风险比达0.29，STRIDE方案（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联合仑伐替尼联合TACE组尚无死亡事件。其原因在于日本患者仑伐替尼中位剂量强度较低，仅约4mg，但低剂量仑伐替尼足以发挥免疫调节作用；STRIDE方案中抗CTLA-4抗体通过ADCC效应耗竭调节性T细胞，获得快速应答并与仑伐替尼产生协同效应。除日本外，全球人群因仑伐替尼剂量过高导致毒性增加，使得三联方案对比TACE及STRIDE联合TACE对比TACE均未显示差异。因此，临床实践中仑伐替尼剂量应适度减低，高肿瘤负荷患者从三联方案中获益更多；低肿瘤负荷患者或可考虑仑伐替尼联合TACE或单纯TACE，但鉴于中国TACE操作的异质性，即使符合up-to-seven标准的患者，三联方案也仍是合理选择。
孙惠川 教授：在本次APPLE会议上，转化治疗是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对于中晚期肝癌患者而言，通过转化治疗获得更好的生存，既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期望，也是该议题成为焦点的根本原因。TALENTOP研究[5]解答了该领域一个核心问题：转化治疗成功、肿瘤缩小之后，是否应行手术切除？该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证实，手术切除能够为患者带来生存获益。在此基础上，如何优化转化治疗策略、选择更佳手术时机、细分获益人群、精准评估肿瘤缓解深度与持续时间，以及术后治疗应升级还是降级等，都是未来需要逐步回答的问题。通过前瞻性研究的持续推进，转化治疗的成功率和患者需求的满足程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然而，以上主要从医生视角出发。若站在患者角度，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纳入未来研究：当前强化的治疗模式——系统用药、局部治疗、手术切除、术后继续用药——是否真正满足了患者需求？OS提高是否就是患者的唯一诉求？生存质量如何？这些都应成为未来新治疗模式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更全面的评价。
关于LEAP-012研究，全球结果与中国亚组数据存在异同。共同点在于联合治疗组PFS均有获益；在OS方面，全球人群未达到预设统计学阳性结果，但仍有改善趋势；而中国人群中改善趋势更为显著，达到统计学阳性，中国监管机构据此批准了“可乐组合（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联合TACE作为中期肝癌的标准治疗方案。
Kudo教授在APPLE会议上对该差异进行了详细解读，主要指向两个方向：一是中国对照组接受单纯TACE的疗效较全球数据更差；二是联合治疗组在中国患者中的疗效优于全球数据。对于上述差异，Kudo教授提出了两方面的解释。其一，中国人群HBV感染比例更高，而HBV相关肝癌对免疫治疗更为敏感，这可能是联合治疗组疗效更优的原因之一。其二，他引用了中国专家的分析，认为精准TACE执行不足导致对照组介入治疗疗效偏低。
对于Kudo教授的解释，我部分认同。联合治疗组中国患者疗效更好，确实可能与HBV感染比例较高有关。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中国患者年龄相对较轻，对联合方案的耐受性更好；此外，中国临床实践中普遍对仑伐替尼进行剂量调整，而欧美地区可能较少调整，较高剂量导致不良反应增加、治疗持续时间缩短，从而影响疗效。至于对照组疗效较差，可能还与中国患者肿瘤负荷更大有关。当然，由于本人不从事介入治疗且未参与该研究，上述分析仅基于数据的推测。
总体而言，“可乐组合”（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中国应用广泛，临床信任度较高。尽管全球数据未达到统计学阳性，但疗效获益趋势仍较明显。监管机构对“有效”的定义主要基于统计学考量，但在临床专家心目中，该方案依然是有效的治疗选择。
将ORR转化为OS
多学科协作助力患者生存获益最大化
《肿瘤瞭望》：近年来，靶免联合方案的涌现，显著提升了肝癌的客观缓解率，但患者长期生存仍面临诸多挑战。请结合您的临床实践，分享个体化诊疗与MDT经验，如何将ORR优势切实转化为OS获益？
刘连新 教授：肝癌患者的长期生存是全体肝癌工作者的核心追求，OS获益是衡量治疗价值的最终标准。临床上，部分研究虽取得了良好的ORR和PFS，却未能有效转化为OS获益。对于中期肝癌，尤其是转化治疗人群，提升ORR的意义不仅在于快速控制肿瘤，更在于创造手术切除机会，将姑息性治疗转变为根治性治疗，从而为患者实现长期生存乃至治愈提供可能。
近年来，靶免联合治疗显著提高了肝癌的肿瘤缓解程度，多项研究证实其疗效提升与转化成功率及长期生存获益具有相关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卢实春教授团队开展的SILENSES研究[6]显示，信迪利单抗联合仑伐替尼的ORR高达58.3%，手术转化率为56%；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文天夫教授团队的LEN-TAP研究[7]则表明，仑伐替尼联合TACE及抗PD-1的ORR达78.9%，转化切除率为59.2%。这些高质量证据表明，靶免联合治疗能够使更多中晚期肝癌患者成功实现手术转化，进而带来更长期的生存获益。
随着治疗手段日益丰富，如何在众多选择中优化决策，迫切需要强调在MDT框架下开展个体化诊疗。最新版BCLC指南[8]亦指出，应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结合本机构资源条件，通过MDT制定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
中国科大附一院作为全国首批肝癌规范化诊疗试点单位，较早成立了由医院行政主导的肝癌MDT工作委员会，成员涵盖肝胆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影像科、病理科、肝病科、放疗科、营养科及中医科等。医院实行严格的MDT制度：每周四下午三点准时进行全院讨论，覆盖新发肝脏占位住院患者、转化治疗中患者的疗效评估与方案调整、手术时机判断，以及术后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主治医生负责方案执行，MDT讨论则是治疗方案的最终决策者。目前，我院已实现原发性肝癌MDT的全覆盖，从术前评估、术中决策到术后随访，全程凝聚多学科专家经验，为患者提供个性化选择，切实为长期生存获益而努力。该模式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
张丹图 教授：随着治疗手段不断丰富，肝癌已从过去仅靠手术根治的时代，发展到晚期患者可通过靶免治疗实现降期后手术切除、从而获得根治性机会。转化治疗正日趋成熟，在香港地区，MDT已成为常规工作模式。
我院MDT会诊覆盖新发患者的全程管理，成员包括外科、肿瘤科、放射科医生，必要时邀请病理科和影像科专家共同参与，从诊断、分期到治疗方案制定，全程多学科协作。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患者，讨论联合治疗策略以实现降期手术。与内地类似，香港肝癌患者以乙肝背景为主，临床观察到乙肝相关肝癌患者对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有效率达30%–40%。在MDT框架下，综合各专科意见，适宜手术者积极手术，身体状况不允许者优先考虑系统治疗（如免疫联合靶向）；同时引入放疗科参与，联合消融、放疗等技术，与靶免药物形成多种组合，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转化治疗的价值不仅在于缩小肿瘤，更有助于提高R0切除率。术前影像难以发现的微小病灶，在靶免新辅助治疗后可能得到有效控制。已有临床研究显示，新辅助治疗后再行切除的患者，生存率优于单纯手术者，但该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尚需更多数据支持。部分患者还可争取肝切除或肝移植机会。
香港MDT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多学科协作、制度化运作和动态评估。在联合策略上，对于不可切除患者，传统TACE联合靶免治疗是常见选择，需根据TACE需求保护肝功能。LEAP-012研究中国亚组数据[2]亦显示出良好疗效，增强了转化信心。既往TACE在大肿瘤患者中反应率有限，转化机会仅约9%，联合靶免后转化率显著提高。目前，所有新入中心患者均须经MDT多学科评估，以确保获得最优化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Kudo M, Ren Z, Guo Y, et 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sation combined with lenvatinib plus pembrolizumab versus dual placebo for unresectable, non-metast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AP-012):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hase 3 study. Lancet. 2025;405(10474):203-215. doi:10.1016/S0140-6736(24)02575-3
[2]任正刚,等.仑伐替尼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对比安慰剂联合TACE治疗不可切除的非转移性肝细胞癌:Ⅲ期LEAP-012研究中国亚组分析.2025 CSCO.
[3]Jiang N, Zhang W, Peng Z, et al. Impact of Procedural Quality on Outcomes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center Study. Liver Cancer.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9, 2026. doi:10.1159/000550734
[4]Ghassan K Abou-Alfa，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results from EMERALD-3: A phase 3, randomized study of tremelimumab plus durvalumab with or without lenvatinib combined with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in participa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embolization-eligi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eHCC). 2026 ASCO LBA 4000.
[5]H-C. Sun, J. Fan, F. Shen, et al. Liver resection versus continued atezolizumab plus bevacizumab (atezo/bev) in locally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fter atezo/bev treatment (TALENTOP): a multicenter, open-label,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ESMO 2025 Presentation No. 1469MO
[6]Lu S, Zhang W, Li J, et al. Sintilimab (PD-1 inhibitor) plus lenvatinib as conversion therapy followed by sequential surgery (SILENSES) for advanced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hase II, expansion tri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6;11(1):167. Published 2026 May 6. doi:10.1038/s41392-026-02708-2
[7]Zhang X, Cai H, Peng W, et al. Lenvatinib plu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PD-1 inhibitors as conversion therapies for unresectable intermediate-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hase 2 trial and exploratory biomolecular study.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6;11(1):37. Published 2026 Jan 22. doi:10.1038/s41392-025-02498-z
[8]BCLC strategy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The 2026 update
简历按采访出场顺序显示
樊嘉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肝脏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复旦中山肿瘤防治中心主任
国家癌症中心肝胆肿瘤质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脏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2026)》编写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FACS、ASCO、SSO
周俭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上海市科技精英
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APPLE）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执行理事
上海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5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第一完成人1次、第二完成人2次）
在Lancet、N Engl J Med、Cell、J Clin Oncol、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Lancet Oncol、STTT、Cell Res等杂志，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包括共同）发表SCI论文154篇，H-index指数100
Masatoshi Kudo 教授
日本近畿大学医学院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系主任
国际肝癌协会（ILCA）创始理事、理事
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APPLE）会议主席（2015-2017）
美国肝脏疾病研究协会（AASLD）肝胆恶性肿瘤特别兴趣小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日本肝癌指南编委会主席
Liver Cancer杂志主编
孙惠川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胆肿瘤与肝脏移植外科副主任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肝癌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刘连新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
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首席科学家 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首席科学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安徽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美国外科学院会员(FACS) 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FRCS)
国际肝胆胰协会委员(IHPBA)国际腹腔镜肝切除委员会创始会员 (ILLS)
国际肿瘤和消化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IASGO)英国肝胆胰协会荣誉会员(GIHPBA)
主持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一等奖4项，以通讯作者在Nature, cancer discovery, cell metabolism, cell discovery, cell reports, Gut, Journal of Hepatology, Hepat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丹图 教授
香港大学玛丽医院
医学博士，美国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外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
现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外科学系肝胆胰外科主任，香港肝胆胰外科学会主席，香港外科医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香港肝脏基金会理事会成员，香港大学Anthony and Anne Cheung创新与微创外科学讲座教授及临床教授。
2021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前1%被引学者，2023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