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于9月12—15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 Uniting the World Against Thoracic Cancer”为主题，汇聚全球胸部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探肺癌诊疗前沿进展。
编者按：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于9月12—15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大会以“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 Uniting the World Against Thoracic Cancer”为主题，汇聚全球胸部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探肺癌诊疗前沿进展。
本届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朱正飞教授团队多项研究入选，围绕EGFR突变伴有限脑转移的颅脑立体定向放疗（SRT）时机、不可切除II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免疫诱导与放化疗整合、免疫治疗后局部巩固治疗（LCT）获益人群筛选等方向展开探索。《肿瘤瞭望》特邀朱正飞教授接受专访，就上述研究的设计思路、关键结果与临床启示进行深入解读。
《肿瘤瞭望》：本届WCLC大会上，您报告了奥希替尼治疗伴有限脑转移NSCLC中，同步与巩固性颅脑SRT的对比研究。首先，请您介绍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在奥希替尼治疗背景下，两种放疗时机在颅内病灶控制、生存获益及神经认知功能方面分别呈现出怎样的差异？这些结果对临床实践有何启示？
朱正飞教授：这项研究是我们团队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是一项回顾性分析。我们关注的核心临床问题是：在奥希替尼治疗EGFR突变伴有限脑转移NSCLC时，颅脑SRT究竟应何时介入。既往研究提示，早期颅脑放疗可能使部分脑部寡转移患者获益，但有两个前提：其一，脑转移灶相对局限、数量较少；其二，必须采用SRT，而非全脑放疗。对于脑转移灶较多、接受全脑放疗的患者，提前干预并未显示更好的疗效。
放疗提前介入存在三种临床实践场景，即药物使用前、药物使用同时、药物使用后。本研究将早期干预分为两种场景：同步SRT，即奥希替尼开始1个月内进行SRT；巩固性SRT，即奥希替尼治疗至少满1个月、且至少经过一次影像学评估确认未进展后，再对相对局限的脑转移灶实施SRT。研究最终纳入403例患者，其中奥希替尼单药组255例，早期颅脑SRT组148例；早期颅脑SRT组中，同期SRT 90例，巩固性SRT 58例。
研究数据显示，与奥希替尼单药组相比，早期颅脑SRT组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和颅内无进展生存期（iPFS）均显著改善，分别为p=0.027、p<0.001、p<0.001。进一步分层比较显示，同期SRT组较单药组PFS和iPFS显著改善（均p<0.001），但OS无显著差异（p=0.288）；巩固性SRT组较单药组OS、PFS、iPFS均显著改善（p=0.020、p=0.004、p<0.001）。这提示，巩固性SRT的生存获益优于同步SRT。
亚组分析进一步提示，颅内达到完全缓解（CR）的患者并未从早期SRT中获得额外生存获益：与单药组相比，同期SRT组和巩固性SRT组的OS、PFS、i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颅内非CR、有残留病灶的患者中，同期SRT组较单药组PFS和iPFS显著改善（均p<0.001），但OS无显著差异（p=0.088）；巩固性SRT组较单药组OS、PFS、iPFS均显著改善（p=0.022、p<0.001、p<0.001）。因此，奥希替尼治疗后的颅内反应评估有助于筛选最可能从巩固性SRT中获益的患者，颅内非CR患者尤其可能从巩固性SRT中获益。
基于本项研究现阶段进展，我们已开展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目前该研究主要终点的终点事件数尚未达到，无法进行最终统计学分析，因此本次WCLC未递交其结果。关于神经认知功能，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相关数据存在缺失；但在前瞻性研究中，尤其是主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均已填写神经认知功能量表，后续将予以补充和解释。
《肿瘤瞭望》：您在研究中观察到奥希替尼与颅脑SRT联合应用时的安全性特征如何？基于此，您认为在临床实践中应如何平衡颅内病灶控制与神经毒性管理？对于长期生存患者的认知功能保护，有何策略？
朱正飞教授：总体而言，多数患者安全性可控，这首先得益于严格的筛选标准。我们参照日本JLGK0901前瞻性观察研究，对10个病灶以内的患者实施SRT，并严格限制病灶个数、最大病灶大小以及所有病灶总体积。前期筛选的严格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严重毒性风险。研究中确实观察到放射性脑坏死，但总体发生率不高，且多数病灶较小、症状可控。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在前瞻性临床研究中系统收集患者报告的症状数据和量表数据，后续可提供更完整的安全性证据。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使用时间过长，再实施脑部放疗，毒性可能增加。国内外已有报道提示，长期使用EGFR-TKI后再行脑部放疗，可能加重脑损伤。机制上，脑部也存在EGFR通路的表达，EGFR通路被抑制可能影响脑部损伤修复功能。因此，我们主张在合适时机进行巩固性SRT，而不是无限期延迟放疗，也不是等到疾病进展后再加放疗。这正是我们探索早期干预时机的重要目的之一。
《肿瘤瞭望》：您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探索了卡度尼利单抗诱导联合化疗、序贯同步放化疗及巩固治疗在不可切除III期NSCLC中的应用。您如何评价双免疫检查点抑制与放化疗联合的时机选择？与现有标准模式相比，该策略的潜在优势和安全性考量是什么？
朱正飞教授：对于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阴性NSCLC，目前标准治疗模式是PACIFIC模式，即同步放化疗（cCRT）后免疫巩固。将免疫治疗进一步提前到cCRT阶段、与放疗同步联合的PACIFIC-2、CheckMate 73L、EA5181等大型临床研究，结果均为阴性。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常规毒性增加；二是生物学特性上的不协调。放疗可能损伤淋巴细胞，长期使用，尤其与免疫治疗同步时，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疗效。
因此，另一种模式正在探索中，即诱导治疗。从理论上看，诱导治疗具有三方面潜在优势：第一，免疫治疗起效与全身免疫功能状态密切相关，患者未接受放化疗时先接受免疫治疗，可能获得更好的初始疗效；若先接受肿瘤杀伤性治疗，全身免疫功能受损，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疗效。第二，有效的免疫治疗可使肿瘤缩小，后续放疗能更好地保护正常组织，减少照射范围。第三，有效的免疫治疗可促进效应性T细胞浸润肿瘤，而效应性T细胞浸润较多的肿瘤对放疗更敏感，这已有相应研究支持。
卡度尼利单抗是一种靶向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本研究为单臂II期试验，共纳入41例患者，接受2个周期卡度尼利单抗联合化疗诱导，后续cCRT及卡度尼利单抗巩固治疗最长1年。共同主要终点为从知情同意开始计算的1年PFS率（PFS1）和从cCRT完成开始计算的1年PFS率（PFS2）。
本次报告显示，1年PFS1率为69.2%（90% CI 54.1% - 80.2%），达到第一个主要终点；1年PFS2率为65.0%（90% CI 47.2% - 78.2%），第二个主要终点仍在随访中。客观缓解率（ORR）为85.4%，疾病控制率（DCR）为100%。安全性方面，任何级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为100%，最常见为白细胞减少（90.2%）、中性粒细胞减少（78.0%）、贫血（68.3%）；3 - 5级非血液学TRAE发生率为43.9%；任何级别肺炎发生率为43.9%，3 - 4级肺炎发生率为7.3%；3 - 4级结肠炎发生率为4.8%。
需要强调，本研究为单臂II期试验，无法直接改变指南和实践。初步结果显示，多数患者肿瘤部分缩小，后续cCRT完成度较好。两个主要终点中，第一个1年PFS终点已达到预设；第二个终点预计还需1 - 2个月随访。单臂小样本非确证性研究的初步结果不能作为临床推广依据，后续仍需开展大型临床研究，验证这一治疗理念和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的可行性。
《肿瘤瞭望》：第三项研究聚焦免疫治疗后局部巩固治疗的获益人群筛选，通过新发病灶进展风险评分将患者分为低危和高危组，发现LCT的生存获益仅集中于低危组。您认为这一风险评分系统的临床价值如何？未来是否需要结合分子标志物进一步优化筛选？
朱正飞教授：该研究的核心假设是——免疫治疗后LCT的生存获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在新发病灶进展风险较低的患者。对于新发病灶进展风险高的患者，仅针对可见病灶进行局部治疗意义有限。
研究背景源于NRG-LU002研究。该研究探索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全身药物治疗后，对IV期NSCLC达到寡残留病灶的患者实施SRT或常规放疗，是一项随机对照II/III期研究，结果为阴性。而我们团队开展的单臂研究显示LCT有效。两项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样本量、随机对照设计、入组人群、放疗方式及基线特征差异有关。这种不一致恰恰提示，需要精选人群。
我们采用三个数据库：第一，基于Vivli公共数据库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个体患者数据（IPD）进行建模；第二，利用我们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建立的前瞻性真实世界观察性数据库进行验证；第三，整合多家医院回顾性大样本数据，进行临床应用场景验证，观察高风险和低风险人群接受或不接受巩固性放疗的差异。
评分系统纳入年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肺受累、淋巴结转移、肝转移、骨转移及受累器官数等临床因素，总分0 - 52分为低危，53 - 100分为高危。构建队列中，6、12、24个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9、0.71、0.71；外部验证队列分别为0.67、0.69、0.68。
临床效用验证显示，低危组接受LCT较未接受LCT，PFS显著改善（p=0.00035），OS显著改善（p=0.0031）；高危组则无显著获益（PFS p=0.83，OS p=0.56）；交互作用检验PFS p=0.025，OS p=0.026。
初步结果表明，通过简单临床因素预测新发病灶风险是可行的，AUC约为0.7以上，但距临床应用仍有距离。若作为标志物筛选工具，AUC应达到0.95或以上才适合临床使用。未来一方面需进一步清洗数据、提高病例数据准确性；另一方面需加入分子生物学标志物，尽量提高AUC至0.95水平。在此基础上，再按高危、低危分层，分别探索LCT在巩固治疗中的价值。这是走向精准医学的重要一步。目前临床应用尚远，但这一概念可行，未来可期。
专家简介
朱正飞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副主任
复旦大学胸部肿瘤研究所 副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小细胞肺癌专委会 常委
上海市医师协会肿瘤放疗科医师分会 副会长
上海市抗癌协会脑转移瘤专委会 副主委
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医苑新星杰出青年医学人才计划
第一完成人获：上海市抗癌科技奖（一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访问学者
参考文献：
1.Zhengfei Zhu, et al. Clinical value of concurrent or consolidative cranial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for baseline limited brain metastases from first-line Osimertinib-trea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2026 WCLC, MO09.01
2.Hongru Chen, et al. Impact of New-Lesion Progression Risk on Survival Benefit of Local Consolidative Therapy in Immunotherapy-Treated aNSCLC. 2026 WCLC, MO09.06
3.L. Chu, Z. Zhu, et al. Cadonilimab In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for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SCLC Receiving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A Phase 2 Trial. 2026 WCLC, PT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