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HER2−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乳腺癌分子亚型，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晚期患者一线治疗的重要标准。随着PI3K/AKT/mTOR（PAM）通路抑制剂、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及抗体偶联药物（ADC）不断进入临床，HR+/HER2−晚期乳腺癌的治疗已由相对固定的序贯模式逐步迈向基于分子特征的精准分层。近日，第十届云岭乳腺癌大会于2026年8月21日—22日在昆明召开。会议期间，特邀采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史业辉教授，请他围绕CDK4/6抑制剂时代的一线治疗选择、进展后的治疗布局，以及生物标志物检测在精准诊疗中的价值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解读。
编者按：HR+/HER2−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乳腺癌分子亚型，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晚期患者一线治疗的重要标准。随着PI3K/AKT/mTOR（PAM）通路抑制剂、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及抗体偶联药物（ADC）不断进入临床，HR+/HER2−晚期乳腺癌的治疗已由相对固定的序贯模式逐步迈向基于分子特征的精准分层。近日，第十届云岭乳腺癌大会于2026年8月21日—22日在昆明召开。会议期间，特邀采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史业辉教授，请他围绕CDK4/6抑制剂时代的一线治疗选择、进展后的治疗布局，以及生物标志物检测在精准诊疗中的价值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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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在“后CDK4/6抑制剂时代”，随着PAM通路抑制剂等新型治疗方案的出现，您认为当前HR+/HER2−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选择面临哪些新的考量和挑战？
史业辉 教授：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经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重要标准，多种CDK4/6抑制剂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部分药物纳入医保后进一步提高了治疗可及性，其稳定、可重复的疗效也奠定了这一治疗模式的基础地位。
然而，CDK4/6抑制剂并不能解决所有患者的治疗问题。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入以及基因检测技术逐步普及，我们发现部分患者存在PI3K/AKT/mTOR通路异常、ESR1突变等分子改变，这些生物学差异可能影响患者对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的敏感性，也使一线治疗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当前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针对具有明确分子异常的患者进行治疗排序。对于治疗前已经发现PAM通路异常或ESR1等相关基因改变的患者，究竟应首先采用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在疾病进展后再针对相应靶点进行治疗；还是根据分子特征在一线阶段即采用相应通路抑制剂，甚至探索与CDK4/6抑制剂联合应用，目前仍缺乏充分证据。
因此，“后CDK4/6抑制剂时代”的核心挑战，已经不仅是选择哪一种药物，而是如何依据患者的分子特征确定最佳治疗顺序。未来仍需更多前瞻性临床研究，为特定分子亚型患者的一线治疗策略提供更加明确的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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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随着CDK4/6抑制剂的广泛应用，耐药问题逐渐凸显。对于一线治疗进展后的患者，后续治疗策略应如何布局？ADC药物、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史业辉 教授：对于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进展后的患者，目前较为重要的原则是重新进行分子层面的评估，通过基因检测寻找潜在耐药机制和可干预靶点，从而实现“有靶打靶”。
对于检测到PI3K/AKT/mTOR通路异常或获得性ESR1突变等具有明确治疗意义的患者，可以根据相应分子改变选择针对性的靶向药物或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随着相关药物不断进入临床，这部分患者已经开始具备更加精细化的治疗选择。
但在真实世界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接受基因检测的条件，或者检测后没有发现明确、可干预的驱动基因异常。对于这部分患者，传统治疗路径往往是进入化疗阶段，而ADC药物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治疗格局。ADC兼具抗体的靶向识别能力与细胞毒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在提高治疗选择性的同时，为部分患者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化疗的新选择，因此在CDK4/6抑制剂治疗进展后的治疗序列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目前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是ADC与PAM通路靶向治疗、新型内分泌治疗之间如何进行最佳排序。不同治疗策略究竟哪一种应更早应用、哪些患者能够获得更大获益，目前仍缺乏直接比较证据。未来需要更多大型Ⅲ期随机对照研究，对不同治疗路径进行正面比较，从而建立更加清晰、可执行的后CDK4/6抑制剂治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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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HR+/HER2−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分子分型，患者基数庞大。在HR+/HER2−晚期乳腺癌的精准诊疗中，生物标志物检测和临床应用现状如何？您认为这一领域未来最需要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史业辉 教授：随着精准治疗理念不断深入，基因检测在HR+/HER2−晚期乳腺癌中的临床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专家认可，接受分子检测的患者也在逐渐增加。现有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通过基因检测发现可干预靶点，有助于患者进入更加精准的靶向治疗路径，并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但目前基因检测距离广泛、规范应用仍存在一定差距。首先，不同检测平台之间仍需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控制和结果标准化；其次，不同地区之间在检测能力、检测水平和临床可及性方面存在差异；此外，费用仍然是影响普及的重要因素，目前多数基因检测项目尚未纳入医保，患者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未来最需要突破的方向之一，是进一步降低检测成本并提升可及性。随着测序技术不断进步，基因检测价格较早期已经明显下降，但如果希望真正成为晚期乳腺癌精准诊疗中的常规工具，还需要进一步降低患者负担，使更多患者能够接受规范的分子检测。
只有当生物标志物检测真正实现“可检测、可解释、可负担、可指导治疗”，精准诊疗才能从少数患者的选择逐步转变为更广泛的临床实践。通过提高分子检测的覆盖率和可及性，进一步识别治疗靶点、优化治疗排序，最终有望改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获益和长期生存。
史业辉 教授
主任医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天津市医学会临床试验分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药学会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