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精粹丨小细胞肺癌向肺鳞状细胞癌转化的罕见病例报道及再活检临床价值探讨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是肺癌中侵袭性较强的亚型之一。尽管免疫治疗联合铂类双药化疗已成为其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但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仍仅约12个月。超过50%的患者在6个月内即出现疾病进展,后续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耐药性仍是临床面临的主要挑战。

编者按: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是肺癌中侵袭性较强的亚型之一。尽管免疫治疗联合铂类双药化疗已成为其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但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仍仅约12个月。超过50%的患者在6个月内即出现疾病进展,后续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耐药性仍是临床面临的主要挑战。

组织学转化是影响治疗应答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该现象已被初步认识,其潜在机制尚不明确,针对转化后肿瘤患者的治疗策略亦未确立。进展后再次活检是早期识别组织学转化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指导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然而,再活检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仍不充分。此外,既有文献多集中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向小细胞肺癌(SCLC)转化的报道,而由SCLC向NSCLC转化的病例则极为罕见。本期报道一例经多线治疗的ES-SCLC患者,在疾病进展后通过再次活检确诊为肺鳞状细胞癌(LUSC)转化,并经第三次活检复核确认。该病例为临床提供了SCLC向NSCLC罕见转化方向的完整诊疗证据链,突显了再活检在耐药后决策中的核心价值,亦为转化后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图1.治疗与评估时间线(A)及肿瘤标志物水平变化(B)

病例介绍

患者基线信息

60岁男性,吸烟史40余年。既往史:既往有阻塞性肺炎、肺气肿、慢性胰腺炎及前列腺增生。

入院时肿瘤标志物未报告显著异常,乙肝病毒DNA阴性,肝功能基本正常,无远处转移证据。

影像学表现(初诊)

CT示右肺上叶中央型肺癌,最大靶病灶7.7 cm × 5.2 cm,伴胸膜播散(心包及胸腔积液)、纵隔及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最大淋巴结病灶5.0 cm × 3.7 cm)。临床分期:cT4N3M1a(广泛期)。

图2.治疗基线CT影像(原发灶:7.7 cm×5.2 cm;淋巴结病灶:5.0 cm×3.7 cm)

病理诊断(初诊)

行EBUS-TBNA获取肺部原发灶及纵隔淋巴结标本,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CK阳性、Vimentin阳性、TTF-1散在阳性、Ki67大于95%、Syn阳性、CgA少数阳性、CD56阳性。据此确诊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

图3. 2022年10月小细胞肺癌的病理诊断,(A)纵隔淋巴结大体标本。(B)显微镜下组织切片(×100)。(C-D)显微镜下组织切片(×200)。纵隔淋巴结中可观察到肿瘤细胞,高度怀疑为肺源性。

治疗历程

一线治疗

一线治疗于2022年10月启动,采用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方案,共6个周期。治疗2个月后复查CT,显示原发灶由7.7 cm×5.2 cm缩小至5.4 cm×4.5 cm,淋巴结由5.0 cm×3.7 cm缩小至2.7 cm×2.3 cm,疗效评估为部分缓解(PR)。一线治疗开始后9个月,即2023年7月,CT提示疾病进展,原发灶增大至8.5 cm×7.9 cm,双侧锁骨上窝出现新发淋巴结转移。

图4.一线治疗期间的CT影像,(B)一线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方案启动后2个月(原发灶:5.4 cm×4.5 cm;淋巴结病灶:2.7 cm×2.3 cm)。(C)一线治疗启动后9个月(原发灶:8.5 cm×7.9 cm;淋巴结病灶:3.1 cm×2.5 cm)。

二线治疗

二线治疗自2023年7月起实施,患者入组临床试验,接受替雷利珠单抗(抗PD-1抗体)联合安罗替尼(抗血管生成药物)及伊立替康方案,共4个周期联合治疗,后续以安罗替尼单药维持10个周期。联合治疗1.5个月后病灶缩小,评估为疾病稳定(SD)。二线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5个月,为全程最长。

图5.二线治疗期间的CT影像,(D)二线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及伊立替康方案启动后1.5个月(原发灶:6.5 cm×5.7 cm;淋巴结病灶:3.0 cm×2.5 cm)。(E)二线治疗启动后15个月(原发灶:9.7 cm×5.9 cm;淋巴结病灶:3.1 cm×2.3 cm)。

三线治疗

三线治疗于2024年10月启动,此时右肺中下叶病灶增大,提示再次进展。患者因经济原因拒绝PD-L1抗体方案,选择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依托泊苷及卡铂,共3个周期。CT评估为疾病稳定,但因不良反应(疲劳、厌食)停药。

图6.三线治疗期间的CT影像,(F)三线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依托泊苷及卡铂方案启动后2个月(原发灶:9.7 cm×5.9 cm;淋巴结病灶:3.0 cm×2.1 cm)。(G)三线治疗启动后6个月(原发灶:10.5 cm×6.1 cm;淋巴结病灶:3.0 cm×2.1 cm)。

关键转折:标志物异常触发再活检

2025年4月,即三线治疗开始后6个月。此时CT虽仍评估为SD,但病灶较前增大;同时肿瘤标志物出现显著变化:CYFRA21-1由7.3 ng/mL升至15.2 ng/mL,NSE由10.7 ng/mL升至22 ng/mL,SCC由1.2 ng/mL升至2.4 ng/mL,三项指标均呈倍增趋势。

图7.2025年4月转化为肺鳞状细胞癌的病理诊断,(A)肺部病灶大体标本。(B)显微镜下组织切片(×100)。(C-D)显微镜下组织切片(×200)。可见纤维结缔组织增生,伴胶原硬化、玻璃样变性、碳末沉积及局灶性坏死,少数异型核细胞呈小巢状分布。

多学科团队结合标志物变化及既往文献报道,高度怀疑存在病理类型转化。经充分沟通并取得知情同意后,对肺部原发灶行第二次活检(经皮穿刺)。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显示:P40阳性、CK5/6阳性、CK7阴性、NapsinA阴性、TTF-1阴性、CgA阴性、CD56阴性、Syn阴性、Ki67约10%阳性,证实为肺鳞状细胞癌,即SCLC向LUSC的组织学转化。

后续治疗与转归

确认转化后,自2025年6月起调整为信迪利单抗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及卡铂方案。患者完成3个周期后因不良反应及经济原因停药,后续两次CT复查(2025年8月及11月)均评估为SD。第三次活检(EBUS-TBNA)再次证实LUSC病理诊断。

图8.五线治疗期间的CT影像,(H)五线信迪利单抗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及卡铂方案启动后2个月(原发灶:10.2 cm×6.0 cm;淋巴结病灶:2.8 cm×2.2 cm)。(I)五线治疗启动后5.5个月(原发灶:10.5 cm×6.9 cm;淋巴结病灶:2.5 cm×1.7 cm)。

2025年11月30日,患者因急性大面积脑梗塞去世,经判断与抗肿瘤治疗及肿瘤本身无关。全程总生存期(OS)约37个月(自2022年10月至2025年11月),显著超过ES-SCLC的中位OS(约12个月)。

病例分析

组织学转化方向的罕见性

既有文献多集中于EGFR突变肺腺癌经靶向治疗后转化为SCLC的报道,而SCLC向NSCLC(尤其是鳞癌)的转化极为罕见,全球报道寥寥。本病例以三次活检、两次病理复核的完整证据链,有力证实了这一罕见转化方向。

转化机制探讨:克隆选择还是谱系转换?

目前解释肿瘤转化的两大假说,即克隆选择与谱系转换,在本病例中可能并存。克隆选择假说认为,治疗压力选择性地清除了对化疗或免疫治疗敏感的SCLC亚群,而原本存在或新出现的耐药亚群(具备NSCLC特征)得以扩增,最终成为优势克隆。本病例转化发生的时间动态与优势克隆扩增的特征相符。

谱系转换假说则认为,SCLC本身具有高度细胞可塑性,在治疗压力下肿瘤细胞发生根本的表型与基因型重编程,从神经内分泌谱系转向鳞状上皮谱系。研究者推测两种机制可能协同作用:具有可塑性的SCLC克隆在治疗压力下激活内在重编程潜能,发生谱系转换并扩增。未来若能在治疗前后对配对样本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及单细胞RNA测序,将有助于阐明克隆进化结构及转录程序连续性。

再活检的临床决策价值

本病例中,肿瘤标志物(尤其是SCC及CYFRA21-1)的显著升高是触发再活检的关键线索。若未行二次活检,临床将继续按SCLC方向治疗,势必延误有效干预。该病例有力提示,对于多线治疗后影像学呈现不典型进展、标志物谱发生异常变化的患者,应积极考虑再活检以明确病理类型,这对后续治疗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

转化后的治疗策略探索

目前针对SCLC向NSCLC转化的患者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本病例的治疗策略为临床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方向。患者二线治疗中,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药物及化疗的三联方案PFS长达15个月,为全程最佳。转化后,针对既往安罗替尼耐药情况,更换抗血管药物为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该药在中国已获批用于NSCLC治疗,且在纳入鳞癌患者的III期临床试验中未增加严重出血风险。重启三联方案后,患者再次获得SD。这一基于既往疗效线索、实施同类机制药物轮换的思路,可为类似病例的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但需注意,免疫再挑战的最佳时机及联合方案的选择仍有待更多研究加以验证。

局限性与启示

本例患者OS达37个月,远超ES-SCLC中位生存期(约12个月),该现象值得深入思考。可能提示初诊时即存在混杂的NSCLC克隆,其相对惰性的生物学行为延长了整体病程;亦可能反映多线治疗的累积效应或个体化方案的有效组合。但必须承认本病例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全面的分子病理学分析(如下一代测序),初诊是否为纯SCLC无法绝对回溯确认,转化结论仍属基于多轮病理证据的临床推断。然而,该局限并不削弱再活检在耐药后决策中的核心价值,本病例正是通过再活检才揭示了转化的真相。

本病例为临床实践提供以下明确启示。第一,SCLC进展后,不应简单归因于单纯化疗耐药,组织学转化是需要纳入鉴别的重要方向。第二,肿瘤标志物谱的异常变化是触发再活检的重要预警信号,应予以充分重视。第三,再活检应作为多线治疗耐药后标准评估流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例外操作。第四,SCLC向NSCLC转化后的治疗,可参考既往有效方案线索,但需个体化权衡。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报道了全球罕见的ES-SCLC经多线治疗后转化为肺鳞状细胞癌的病例。该病例通过三次活检构建了完整的病理证据链,证实了SCLC向NSCLC这一罕见转化方向的存在。肿瘤标志物的异常升高是触发再活检的关键线索,而及时的多学科协作与再活检决策,使患者获得了针对转化后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机会。该病例提示,肺癌的病理类型并非一成不变,治疗压力下的组织学演化是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摒弃"一次活检定终身"的临床思维定式,在适当节点果断实施再活检,是实现精准决策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HONG H, CHI J, HE C, et al. Rare Transformation from Small Cell Lung Cancer to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Case Report.[J]. BMC Pulmonary Medicine, 202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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